中国国营企业之基本制度安排——官僚式的治理结构，具有鲜明特征的管理与激励机制，以及企业提供社会服务与福利——形成于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不是照搬苏联模式的结果。国民党发展国家意识形态亦于抗日战争时期最后形成，并且成为国营企业制度之意识形态上的基石。

　　中国国营企业之基本制度安排之所以形成于抗日战争时期，其原因在于日本占领东北及之后对中国发动的全面入侵所促成的持续的全面危机。通过暴露现存制度之缺陷和表明建立新制度之必要性，这场危机迫使国民党统治者建立关于制度环境的新的思想模型。反过来，他们这一新思想模型导致他们重新塑造其制度环境。

　　抗日战争直接导致兵器工业与重工业之扩张，以及官僚治理结构在国营企业中之延伸与扩张。抗日战争期间，几乎所有的国营企业都在其治理结构中建立了这种正式行政官僚机构的组织模式。对企业进行有效管理的需要促成国营企业在会计方面的重要革新。为了回应战时提高效率以及增加生产的需要，兵器工业与重工业国营企业引进了新的成本会计制度。截至1945年，许多国营企业都贯彻了盈亏计算并将盈亏计算确立为企业管理的一个主要机制。与此同时，这一持续的全面危机使得国民政府号召各个企业开展工作竞赛运动来增加生产。这种竞赛方法最终成为国营企业激励机制的一个有机部分。整个社会与经济生活的危机使得社会服务与福利制度的发展成为必要。档案资料表明，工厂管理的社区（即后来所谓的“工厂办社会”的现象）在抗日战争时期便已经形成。与此同时，这些资料也说明战争促成的危机——这场危机表现在社会环境之改变，工人之高度流动性，以及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如何直接导致工厂行政管理人员思想模型之修改，以及间接导致国营企业中社会服务与福利制度之发展。截至1945年底，这些社会服务与福利制度已经成为中国国营企业的根本特征之一。战争促成的危机也直接促成了国民党统治者在国家制度合理化方面所作出的种种努力。国民党统治者实现国家制度合理化努力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在中央行政官僚机构以及国营企业中贯彻行政三联制度。尽管当时人们无法料到这样一个后果，战时国民党国家制度合理化使得“单位”成为包括国营企业在内的政治、经济以及行政组织的代名词。最后，战争导致国民党发展国家意识形态之形成。作为一个从根本上改变了的思想模型，这一意识形态不仅对中国的制度环境作出了说明，而且对如何重新塑造这一制度环境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这一新的思想模型不仅构成了中国国营企业制度意识形态之根基，而且直接导致了这一国营企业制度之形成。

　　尽管如此，战争引起的全面危机未能决定国营企业之新的制度安排的性质。为什么国营企业建立了一种官僚治理结构？为什么国营企业采纳成本会计制度？为什么国营企业诉诸运动方法？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必须审视中国的制度与意识形态禀赋。与世界上的其他文明一样，传统中国文明形成了使中国文明区别于其他文明的种种特征。这些特征包括绝对君主制、官僚政府制度、由士大夫组成的统治者、科举制度以及宋明理学。与此同时，这些特征也决定了传统中国文明在制度资源、意识形态资源以及思想资源方面所固有之局限。当所需要的制度、意识形态以及思想资源在中国文明之资源禀赋中付诸阙如时，国民党统治者便从工业国家中汲取这些资源。

　　成本会计这一管理“技术”从西方向中国国营企业的转移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资源转移的另外一个例子是美国公共行政理论在中国之利用。国民党取得政权之后便面临着如何使传统的官僚体制顺利而有效地应对其职能的挑战。中国社会内部资源之缺乏，意味着国民党需要寻找外部资源。事实上，战时国民党国家制度合理化的核心内容——追求行政效率，强调授予责任制度，以及将行政组织称为单位或工作单位——看起来都是来自于美国公共行政理论。内部资源使用与外部资源利用之最终结果便是中国国营企业之独具特色的制度安排之形成。中国国营企业制度之形成不仅说明了中国经济制度的本土根源，它同时还代表着一种激进的制度变迁。截至抗战结束时，一个新的国营企业制度已经取代了此前为民营企业所支配的经济制度。■

　　《制度变迁的逻辑：中国现代国营企业制度之形成》，（美）卞历南著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5月。本文选自该书“结论”部分，略有删改